原载于1990年3月《TOP纯音乐》

“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“这里唱三个音好像比唱两个音好听呢？”
“这里的用字是否陈旧了一点呢？”

　　那是黄耀明。每当我把写好的词交给他的时候，他总会认真地看一遍，唱一遍，然后轻轻地，带点歉意地说上一两句那样的评语。虽然我得承认，像所有的创作人一样，我不喜欢别人批评我的作品，但冷静过后，我又不得不承认我是庆幸的。无论他的评语是对是错。

　　我想我是懒惰的。也许懒惰不是贴切的形容，那是希望尽快把词弄妥，了解一桩心事，生活也就可以轻快一点的焦急。倘若三天之内写不出什么来，我会非常厌恶我自己，那是我不容许发生的事。况且，那些词是我写出来的。对着久了，也跟自己唱了好几遍，人便盲目了，失了应有的鉴赏力，总以为写的是好词。

　 　黄耀明却是不饶人的：他是极其挑剔的一个人。好像《爱弥留》，我在初稿里写了这样的一句：“宁静看这蔼雾弥留”。写的时候其实已经觉得有点不妥，“蔼雾 弥留”，人家明白吗？但我实在难以放弃这四个字，我太沉溺自于自己的文字里。果然，一如我故意隐瞒着的忧虑，黄耀明说唱起来很难令人听得明白。终于我把这 歌的词全部重新写过。

　　当然，我也有我的坚持。好像《天问》里的“众生”、“千秋”等词，黄耀明说“有点老套”，我却坚持 了。我有我的理由，我完全没有忧虑过。每当我同意修改我的词，其实都是由于自己也不太肯定，而他往往肯定了我的不肯定。“你也不用太挂心他说的话，你已知 道他一定有话说的。”我一位已熟悉黄耀明的朋友曾经这样跟我说。我答她：“他是一部好厉害的榨汁机。”

　　写词跟写其他文 字最大的分别，大抵在于词必须紧随已有的韵律。“这边弹高一点会不会更好听呢？”“少一点电子的感觉好吗？”录音室里黄耀明常常会跟刘以达说这样的话，就 像跟我说我的词一样。每当我看着他们三番四次演奏着同一段乐章，试了喇叭再试吹色士风，我便益发感到，我的词不仅仅是我个人任性的抒发，我已不可辜负他们 尽心创造出来的韵律。

　　倘若这里唱三个音果然好听一点，倘若那一句果然比较不协调，那便改吧。我希望我的词跟他们的曲和唱能够成为荡起来的一只秋千。从这边到那边，轻巧流丽，是一张完美的弧，却总是“一”只秋千。

　 　有时我又的确是一个荡秋千的顽童。达明可爱的地方正正是他们跟我一样的顽皮。就说《不分左右中间（忠奸）冇大冇细昭》吧，开始的时候不过是我和黄耀明的 一段戏言。当时我们笑说今日平凡老百姓如何受着众多明星的牵引，郑君绵先生的明星歌实在需要另写新版本了。终于，成真了。

　　再说《你情我愿》终结的一句：“两心齐和国歌”。定稿之前，我试探地问：“‘齐和国歌’会不会太厉害呢？”结果不单用了，再谈之下，我们傻起来甚至在之后加了一段英国国歌。我喜欢跟他们一起的自由和宽广。

　　有朝一日，当我把我的词交出来的时候，收到的人只是礼貌地笑一笑，却默然不语，然后忽然在某个下午扭开收音机，便听到有某位歌手把我的词唱出来，我会怎样呢？也许我会天真地以为自己真的好，但沾沾自喜过后，我想我会觉得自己不过是个送外卖的人。

　　我看歌词在香港的地位就像衬衫的纽扣，是必需的，但卖不卖钱都跟它无甚关系？且都是圆圆的，呈半透明状，千篇一律的那种。谁会因为一颗纽扣去买一件衬衫呢？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我的词，但我知道至少有达明这两个人曾经认认真真接触过，感受过我写的文字。对于一个钟情于文字的人来说，有人如此珍重过他亲手写下的东西便是他莫大的喜悦。